中江兆民之子，汉学家，东京大学法学科毕业，1915年底来华，直到1941年底因病归国。在北平居住28年，运用西方的一些思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尚书概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尚书廿九篇之我见》等一系列论著，都表现出他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深刻而卓越的认识。特别是他的《关于中国的封建制》与《公羊传与公羊学》两文，前者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封建制度与欧美、日本的根本区别，从而澄清了东西方在理解、认识封建制度上的根本问题；后者则概括出东西汉公羊学之间在思想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这些新颖的见解都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以及极为深远的启示意义。他和曹汝霖，冈村宁次是朋友，却反对建立满洲国，反对侵华战争，反对太平洋战争，被宪兵队称之为“粘在北京城墙上对圣战翻白眼的老顽固”。
中江丑吉（1889――1942）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之子，杰出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大家。迄今为止，他的研究论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1950年由“岩波书店”初次出版发行）仍然作为一种标志，一种独特与杰出的标志而存在。
1889年8月14日生于大阪曾根崎。不久，丑吉和姐姐一起跟随母亲前往东京父亲处。 1893年，进入山田幼稚园。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之友的石本宪治。当时家中很清贫。他的身体也不很好。 1895年，进入竹田町的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1901年，进入早稻田中学。3月，父亲中江兆民发现咽喉癌症，当年12月13日死去。这对于年幼的丑吉是很大的打击。丑吉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谈到：“在中国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话，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过去曾没有什么感情地不知见过几百遍，而经过这一次的死（指父亲之死），确 确实实地被这句话触动了。他的晚年，在自己的房间里放着父亲的书，有的研究者认为，也许带有一种“儿子配不上父亲”的心情。
中江兆民死后，在他的学生们的帮助下，中江一家搬到L町。当时右翼政治家头山满，通过有名的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为中国留学生在中江家租赁了两间房子，先后给章宗祥、曹汝霖居住。此两人后来和中江丑吉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尽管得到了中江朋友和学生们经济上的援助（包括幸德秋水长时间为中江著作的出版整理原稿，使之出版），但仍难以扶养子女，中江夫人于1905年12月，和右翼的政治活动家竹内纲的第三个儿子竹内虎治结婚。竹内虎治则是后来的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异母兄弟。
1906年，中江丑吉早稻田中学毕业，报考第一高等学校失败，次年，进入了在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期间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1910年7月，进入东京大学法科大学。 12月，和他们一家有着良好关系的幸德秋水被以“大逆罪”逮捕，次月被处决。这对于中江丑吉无疑又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大学学习时期，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好友的阪谷希一、佐佐木忠。此两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当时他从母亲那里每月得到10元左右的生活费。当然很难说十分富裕。学习上，对于外语和外交史抱有一些兴趣。
放荡北平1914年3月，正在他准备毕业考试之时，母亲突然病倒。4 月17 日死去。这对于中江丑吉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打击。是年毕业，但是未能进入官界。12月，受到当时南满铁路会社副总裁伊藤大八的邀请，前往中国的大连。由此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同时，曹汝霖为他在当时任袁世凯顾问的有贺长雄处找了一个闲职。每月领取100 元的收入，在当时乃是相当高的。他过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放荡无赖的生活”。其间，他通过章宗祥、曹汝霖等介绍，和在中国的日本人坂西利八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年轻参谋相识。1915年，契约期满，有贺长雄不再延聘他。而他回东京寻找工作时，又因为要跟在北京结识的艺妓松井里子结婚和姐姐闹翻。于是在 1915年底或1916 年初，返回北京。以后17 年，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
1916年，他住在坂西利八郎处，为他翻译外文报纸上的消息，以此为生。此时，坂西利八郎和曹汝霖等正在为实现对段祺瑞政府的“西原贷款”奔波。1918年，他和松井里子同居。1919年初，开始雇用教师，学习中文。 5月4日，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当时，他就在曹汝霖家旁边的友人佐佐木忠家，并帮助曹汝霖从学生的包围中逃跑。
潜心著述1920年初，受曹汝霖之邀，他搬到了在东观音胡同的曹家居住。此后20年，他一直免费住于此。这时，他和姐姐的关系似有所好转。他决心和过去沉湎于女人和酒的生活方式告别，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通常早上 4点起床，看报，早餐。然后稍稍整理园子，再看书。午餐后下午散步。回家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晚上仍然是看书，就寝前读一段圣经。大约10点就寝。这样的生活一直继续到他去世。人们都感觉到他的变化。由于他和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人接触不多，因此注意他的人也不多。
1922年前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最初的有关中国的研究著作《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史》，并把原稿给自己的朋友小岛v马看。小岛劝他出版，并把他介绍给其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其中有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木村英一、冈崎文夫、小野胜年（1905-1988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青木正儿、今关天彭、松崎鹤雄（1867-1949）。当时他渐渐地和在北京的一些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结识，其中有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伊藤武雄（1895-1985年）、顺天日报》的记者桥川时雄（1894-1983 年 ）、北京同仁医院的院长小菅勇、实业家清水安以及橘朴等等。其间日本的“满铁”曾以高薪聘请中江丑吉为特约研究员，但中江也只是领薪水，仍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并且始终没有离开北平。
1925年，他自己出版了题名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此后，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了《尚书》上（原稿后来存京都人文研究所， 1946年，由木村英一校订刊出）。1926年，或许是受了铃江言一的影响，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比如《资本论》等等。1927年，他决心和妻子松井里子离婚。她在这年秋天，和铃江言一一起回日本。而正式的手续直到1931年才完成。根据协议，到她死为止，中江每月给她生活费。此后的15年，中江就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1930年，写成《关于支那的封建制度》，印刷后赠友人。1931年，又回到了《尚书》上。写了很长的论文“关于商书盘庚篇”，印了100份。并送一份给了西园寺公望公爵。
反战预言1932年，对满洲国的成立，持反对态度。但是，他又没有像他的另外一些朋友那样，采取参加地下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式。他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态度。他独自地作为一个学者存在，同时，明确地指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对亚洲的侵略。并劝曹汝霖不要参加在华北的傀儡政权。1934-1935年，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尚书》上的同时，并不完全脱离现实的世界。 1934年冬，原想回日本，但没能如意。于是就决定继续居住在北京。1936 年7月，回日本，在九州岛原海岸休养。
1937年7月，当听说“卢沟桥事变”爆发，立即回到北京。他预感到发展下去，必将是世界性的战争。由于他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反对态度，所以被当时的日本宪兵队视为“粘在北京城墙上对圣战翻白眼的老顽固”。 （《中江丑吉和中国》，岩波书店， 1992年，179页）。此后，他一方面把自己困在书丛中，主要阅读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德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等。此外，他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也冷静地注视着现实的世界。在纳粹德国发动对苏的侵略，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他都表示了反对，并预见到战争的前途。对于德国，他认为希特勒必然重蹈拿破仑的覆辙。对于日本，那位在大战末期曾和其他反对派一起谋划暗杀东条英机的牛岛辰熊（1904-1985 年），在事泄被捕受审问时，曾谈到中江丑吉对自己的影响。中江丑吉在1941年就预言“和美国的战争开始了，这将给大和民族带来有史以来最悲惨的命运。（《中江丑吉和中国》，198页）确实给他言中了。
病归日本1941年11月，病重卧床。医生诊断为“肺结核”，并预言最多能活两年。 1942年4月初，给母亲过去的友人写信，明确地告之医生的意见和自己的病状。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回到日本九州治疗。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丑吉早年就认识的冈村宁次曾要送给他医疗费，但被他固执地回拒了。1942 年7月前后，他姐姐到九州的医院看望他，或许可以说，这是他们和好的表现。1942年8月7日去世。
中江丑吉死后，他还有许多藏书在中国。1943 年，他的朋友京都大学的小岛v马费了很大的力气，通过各种方法才运回了日本。因为，在他的藏书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在当时是被日本当局禁止的书籍。现这些中江的藏书都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作为“中江文库”保存着。
中江丑吉的学术思想而言，大约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方面：一、对于中国古代经典、古代思想的研究。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三、对于他所处时代现实的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见解。四、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论著、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
一、对于中国古代经典、古代思想的研究。
这方面主要的成果是对《尚书》、《公羊传》的研究。对《尚书》的研究，以《关于商书盘庚篇》的论述为例来探讨。
他一反当时学者们对于《盘庚篇》三部分区分的一般看法（即认为，第一部分是对于反对迁移的廷臣的训诫；第二部分是继续第一部分，对于民众的诰辞；第三部分是迁移以后的诰辞），认为《盘庚篇》上、中两篇，并非对于不同对象发表的连续之作，而是重复的。下篇，则是后来人对于前面内容，用当时的语言所作的解释。
之所以会有前述的错误，是由于人们不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统治者对于臣僚的训诰，总是先采取对民众的训诰的形式，而不是相反。他在这样辨析的基础上，再展开论述（。见所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289页以下，岩波书店，1975年再版。下引页数同此。）当然他对于《盘庚篇》的理解和看法，还可以再讨论。
他对《公羊传》的研究，则以所著《关于公羊传和公羊学》为代表。汉代今文学派的代表性经典《公羊传》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决非在此简单所能说清楚。中江丑吉对《公羊传》研究的特点，在于他把不同时期的《公羊传》的性质和地位加以分析和区别。他认为，《公羊传》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一些阶段：早期的《公羊传 ，主要是作为对《春秋》的注释书存在。这是《公羊传》的幼年或者说青年期。它不否定《春秋》的记载，但又不是单纯的对于事实的说明，而是对于《春秋》记载的理念的说明。
其次，是从西汉到东汉时期，由董仲舒到何休，使《公羊传》的思想扩展，逐步体系化，确立思想的学派，并进而取得社会上的优异地位的阶段。也就是说，《公羊传》发展成“公羊学”的阶段。最后，到了清代，是吸收了外来因素，和原来的“公羊学”的思想相联系，使《公羊传》具有新形态的阶段。要之，他把《公羊传》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历史哲学著作。认为其中包含着孔子所追求的振兴《春秋》的“王道”，以克服“狄道”，明确“华夷之别”的理念。在此，我们不难看到他思想中黑格尔思想中历史哲学的影子。
从以上有关论文的概况介绍，我们也许对于中江丑吉的研究方法可以有一点了解。他对于思想和古代经典的研究，强调对于原始资料的正确理解。强调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了解、认识有关的思想和学派。在其中我们也多少可以感觉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对他研究的影响。
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研究。
这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的“国”“、邑”“、市”等的分析研究。他反对那种认为中国夏商不存在的“怀疑论”，认为夏商“国家”是确实存在的，那是以同族构成的“邑土”国家。在这里他特别谈到中国古代的“邑”的情况。认为它处于“国”的中央，并且往往占有自然地理上的优势，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和欧洲古代的都市国家相似。在邑中，实际上存在着对立的两种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由于后者“除了为u2018国家u2019的统治服务以外，没有独立的生活”，所以“，古代中国，政治的支配浸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参见佛杰尔著《中江丑吉和中国》，71-75 页，《中江丑吉和中国》，阪谷芳直译，岩波书店，1992 年）而中国古代的“市”，表面上和欧洲的“市场”有相似的功能，但是，从它在社会中的地位来看，则完全不同。统治者完全鄙视那样的地方，认为那是“小人争利”之处，由此推断，“市”决不会设在“邑”之内（。《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70-83 页 ）在这样的具体问题研究时，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古典掌握的深度，还可以看到他重视从当时社会生产和环境的实际状况来探讨问题的意识。
二是对于一些带有根本理论性问题的讨论和看法。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中，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进行着激烈的论争。这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
1930年10月，他所著《关于支那的封建制度》一文，印了100部，分赠友人。后由朋友伊藤武雄为他在满铁的学术性杂志《满铁支那月志》发表（ 1931年 1月，又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所收）。他进行论述的焦点是“为什么中国未能达到像欧洲那样发达的封建制度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在此不想详细引述，就结论而言，他认为“中国尽管有数次机会向封建制度发展，但肯定没有完全到达这一点”（。参见佛杰尔著《中江丑吉和中国》144页）就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而言，实际上反映了在他身上存在的两个倾向。一方面他在潜意识中所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分成若干阶段的观点的影响。这实际是他讨论问题的前提。因为，如果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那么，上述问题的本身也就不存在了。而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他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不满。认为他们的观点只是从仅有的一点马克思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感想中引申出来的，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具体研究，表示了相当的轻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230-237 页 ）
和上述问题有关联的，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具体形态问题的讨论。中江丑吉认为，中国的“亚细亚式”的社会，具有四个特征：
1、公共土木事业只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上对于这一方面的行动，都必须通过中央。
2、除了少数的大城市以外，中国分成完全独立的成千上万的“村落团体”，它们自身自成一个个的独立的社会。
3、作为农业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对于灌溉的重视，从“村落团体”到中央政府都分别担当责任。
4、国家是土地的惟一所有者。（参见“关于支那的封建制度”一文）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从着眼点来说，他特别注重的是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这一点。他说“：必须把有夏族是农业族这一点，视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关键。（”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67-68页）从研究的方法来说，他着重的是对于中国社会组织村落和宗族的分析。认为这种由宗族构成的村落团体，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中国社会起着调节作用。（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237，281页。又参见前引佛杰尔《中江丑吉和中国》152-155 页 ）
三、对于他所处时代现实的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见解。
中江丑吉对于历史和中国的古典多加研究，但也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的社会。对于在三四十年代发生的中日之间，以及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他有自己的见解。比如，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他实际处于一种非常为难的地步。他是一个日本人，当时在满洲国中活动的日本人以及一些伪满洲国的汉奸官员，比如，当时伪满驻日公使丁士源等，他都认识，但他认为那是“伪国”，必然灭亡。他也回拒了要他在“满铁”工作的朋友的邀请（参见《中江丑吉的人间像》阪谷芳直、铃木正编，风媒社，1976 年增补版，80页，加藤惟孝《战时的中江丑吉 》）。又比如，1941年，德国希特勒发动对于苏联的进攻，当时他就认为，希特勒必然重蹈拿破仑的覆辙（见 1941年7月 7日给铃江言一的信，载《中江丑吉书简集》227-228 页）再比如，对于日本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他在1941年就预言“和美国的战争开始了，这将给大和民族带来有史以来最悲惨的命运”（参见佛杰尔著《中江丑吉和中国》 198页 ）。这些见解在当时，自然不可能公开发表，但战后人们发现他的这些见解，确实有深刻的洞察力。
四、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论著、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
正如中江丑吉自己说过的，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237页）。但是，他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他晚年时，主要阅读的著作是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概括地说，康德哲学对于中江最大的影响是在他的“三大批判（”其中尤其是《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所探讨的道德观念。黑格尔对他的影响较大，就他阅读的著作而言，主要是《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和康德不同，他不是注重终究的“道德性”观念，而是追求精神现象在伦理的、合乎逻辑的整个历史和世界的展现。这样的思考方法对于中江丑吉影响也是很大的。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他都阅读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关于它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对于它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关于宗教的作用，乃至对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等等论断，他都是赞成的。以上这些影响，在中江丑吉对于中国研究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也反映出来。
中江丑吉和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他所受到的影响是可以专门再研究的问题，这不属于本书的范围，由于这和前述的中江丑吉对于中国的研究有一定的关系，故在此略作介绍。
中江丑吉是一个很复杂、具有多面性的人物。下面我们简单地探讨一下他研究的特点。笔者认为，如下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是在研究中，强调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关联。前面谈到的他对“公羊学”的论述，他对于中国社会封建制度的探讨，对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的见解，便是其例。这很显然和他受到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这种情况不仅在他那儿，在其他研究者身上，也可以看到。世纪前半，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于日本汉学界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受到影响的学者未必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也未必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这样的情况和当时日本社会状况有关，在世界思想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少见。
二是对于原始文献考察的重视。正如美国研究日本近代思想史和日中关系史的佛杰尔所说：古代人的多数著作，尤其是西欧苏格拉底以前、中国秦代以前的哲学者的东西，今天只有片断的存在。我们应当感谢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特别是中国清代的考证学者们，他们使古籍再现。但是，即使有了这些伟大学者们的珍贵的帮助，我们还是必须正视古籍。那些典籍的词语，有些是直到今日还在继续使用的中国语。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词语的意义，有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对于这些典籍中文字原来意义的再构筑，虽然困难，但毫无疑问，完全是必要、不可缺的工作。我认为，这对于中江丑吉研究方法的概括，是非常正确的。不仅对于这一具体人物，而且对于我们现代历史、思想、文学的研究来说，这也是非常值得听取的意见。
三是强调人性，对于“人”的重视。无论对于中国古典研究，对于当时现实的社会政治事件的认识，还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著作的阅读，他都密切地注视着这一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思想体系，因为它是最富有人性的。 佛杰尔《中江丑吉和中国》226页）他对于中国的研究论文中，特别强调过去人们的艰辛和缺乏自由。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揭示历代社会对于人的压制和束缚。对于当时世界形势的看法也是如此，尽管有各种招牌，但他坚信“，那种专心奴隶化 指专制主义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必败。说“这次世界大战终究的胜利，一定属于民主国家。纳粹德国必倒。（”参见《中江丑吉的人间像》219页）而这些论述的深层，则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指出的如下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奉：资本主义社会使劳动、生产，甚至人自身的基本人性发生“异化”，而这种“异化”必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被人的自由发展所取代。（上引佛杰尔《中江丑吉和中国227-229页）
四是独立性或者说是超然性。他是一个日本学者，但是他居住在中国，对中国社会有切身的体验，他又不想直接介入到中国社会中去，也未和在中国的日本人团体等发生较密切的联系，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超然的立场。此外，现实生活中，又受到像日本的西园寺公望、曹汝霖那样人士的照顾，长期较少这方面的忧虑。他个人的经历，造就了他独自一人的生活环境。这就使他有可能以一种比较超脱冷静的眼光去观察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从纯思辨的角度进行研究，不受外在影响地去进行分析。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他的著述在当时也就不被多少人关注。他不是站在时代大潮前面的弄潮儿，不是在时代舞台中央想要摆弄身段的名角儿。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得他的研究和分析比较客观，比较有深度，才在后来被人们想起。
